赵洪峰的博客

现在主要是没有够成伤害，没有有力的证人

我对国家现行的法律很不看好。我的办法是：在做一个有道德的公民之外，还要结交各种行当的朋友，包括流氓。否则有些事情你根本就没办法，也没有地方可以讲道理。我一直就感到我们现有的法律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用来保护百姓的。

杨佳如何不出现？

推荐博主一定要看的书，告诉您全部真实的答案！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inanewsbbs

请直接拨打110
举报中心： https://www.jubao.gov.cn/xf/index.html

千万别、、、

杨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 答：都该当公安和城管了！ 公安公安，保护权钱。 党啊党啊亲爱地党啊！

问好,周末愉快.

举报、上访……

不要把警察太当回事情，那都是一群杀不出肉来的猪．我觉得你要解决这个很简单，就是以恶治恶，一定要让对放觉得你不怕他，你也不怕死才行，一定要还手，不能让他一直对你动手．

警察和土匪一伙？？？

您不会去炸派出所和网吧吧？

我现在只是不想把事情弄大，不想触犯法律，只希望把事情好好处理掉，哪怕给人家点钱，但是他要的却太多，而且给钱了以后再和我要怎么办？今天派出所说要拘留他，但是很块又放出来了，再骚扰怎么办

我们的警察应该整顿了，拿纳税人的钱，不能保护纳税人，在世界上也没有吧！

又一个警察的不作为！

110就是这样的，不出人命，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

如若不信，生活中遇上纠纷，你打110看看是什么结果。

现在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杨佳了！！

人肉搜索。。。。。。。

这事全国各地太普遍了。 现在成功人士的作法，先拉网吧老板入股一起做（这样看你嘴上的功夫了），他有人面，你有专业，很容易做大的。关键是能赚到钱，顺便混人面，同时防着不要被人吞了。只要你财比对方大了，也没人敢动你了，报仇那就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雇工也是看行势挑东家的。。。。。。对于现在的社会状况这是最好的方式了。

正常不过

大多数时间,110不起任何作用``

遇到恶霸了.能开网吧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关系,否则是批不下来的.朋友你先去医院做一下法医鉴定,留下证据.然后找找社会关系,能稍微赔些钱和解了最好,实在不行就法院起诉吧,起诉之后他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你经营的行为,你也留下证据.法院还是解决不了的话就到处去捅,去上访,各网站去发帖子,特别是天涯. 如果还解决不了的话,换地方另起炉灶吧,攒够钱了就出国. 中国的法律不是用来保护小老百姓的.

贴一篇我的博文《2008拍案惊奇：三个俯卧撑》，这是我在凤凰网上被屏蔽的第一篇帖子。博联社最近也删了我一篇挂了八个月之久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真是令人称叹！ ▲▲▲2008拍案惊奇：三个俯卧撑▲▲▲ 这是一个生产流行语的年代，这是一个生产冷幽默的年代。 “三个俯卧撑”本来只是贵州省瓮安县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里的一个插曲，却成为这一流行语井喷的最根本发源。 不曾想“俯卧撑”这句不经意间的体育用词，被网络无限放大扩张，滚动运用，变成至少具有两个方面含义的特殊词性：第一是特定代词，第二是特定形容词。 仔细分析冷静思考这两个特殊词性，不由人不佩服语言的乖戾往往体现思想的魅力。 先说特定代词“俯卧撑”，当指瓮安县“6.28事件”。 这起涉及到一个花季少女李树芬跳河自杀的案子，差一点让人联想到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使之成为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暴力流血事件。瓮安县百姓不满县公安局（其实是县政府）对案子的态度和方式，乃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及至发展到严重的打砸纵火行为。 这件事情的处理很耐人寻味。地方宣传部门和省委书记的表态大相径庭，说明法制的实施和理解因人而异还是因级别而已？各种社会矛盾的累积是翁安事件的根本原因，这我毫不怀疑，石宗源书记一针见血地点到了社会利益关系和警民关系的命脉。不能用专政的手法对付民众，这很好，这表现了一个政党的伟大进步。不过，就李树芬事件本身而言，有关部门还是处在打太极拳的手段上。打太极拳其实也就是如今换了的一种说法而已：做俯卧撑。 作为案件的重要环节之一，公安局至今没有单独传唤调查过事件核心人物刘某某。有人曾笑说我们有可能都被刘某某忽悠了，那句“我正在做俯卧撑”，是否是一句暗示语或者潜台词？此前到处流传李树芬是被强奸后从桥上扔进了河里，这自然被政府有关部门否定了。但百姓至今并不承认那三次多少有点强行指定鉴定机构的所谓鉴定，而做俯卧撑往往又是市井白话中性事过程的典型代称。 纸是包不住火的，纸也是包不住水的。花季少女做了水鬼，瓮安百姓的愤怒于是变成了滔天大火。 什么时候，我们的警民关系变得如此糟糕？什么时候，我们的警察被人骂作旧社会的“黑狗子”而并不思醒悟？砸警车，烧公安大楼，这种暴力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最后的结论是把愤怒的民众说成是一帮打砸抢份子或者干脆说成是黑社会团伙。这样处理，会再一次失去公道，失去人心。 瓮安事件的意义在于： 其一，正如石宗源书记所说“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其二，任何人不可以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这是关于公正的一句法谚。根据常识，当政府成为某个事件当事方的时候，他们垄断并发布的信息，最不具有真实性。 其三，公信度与信息自由度成正比，与拥有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力大小成反比。谁手中拥有不允许信息自由披露的权力，谁最先失去公信力，因此垄断信息发布权者，往往最没有公信力。 第二个俯卧撑，是一个特定形容词。这是指北京青年杨佳上海闸北袭警一案。 为什么把杨佳和俯卧撑这个词联系起来呢？ 一个普通青年竟然能够只身闯入警局砍杀砍伤十个警察和保安，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公安从业人员素质的尴尬。我们强烈谴责杨佳的以身试法，但我们也百思不解，上海警方为什么不能清楚解释杨佳是什么原因使他采取如此激烈的举动？很难想象只是因为租用自行车受到警察的询问就是唯一的原因。但对于公众的普遍疑惑，上海警方的解释却语焉不详，最后的解释是杨佳有性格缺陷、暴躁和偏执，容易走极端。之后，为了进一步证明，上海警方公布了之前与杨佳90秒的对话。 警方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而一则杨在受警方询问期间曾遭受拷打、伤及生殖器并可能最终丧失生育能力的消息在网上广为流传，对于一个20多岁的未婚青年来说，这种说法很容易被理解。上海警方得悉后立即展开侦查，并于7月6号在苏州将造谣者郏某抓获。 遗憾的是，所谓的谣言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因为生殖器被踢坏，人们联想到杨佳的愤怒是今后再也不能“做俯卧撑”了。另外还有一个很蹊跷的报道：“杨佳博客与生活照披露年轻女性网友达119位”，这分明是想先入为主的误导公众，好让人们联想到犯罪嫌疑人杨佳原本就是一个喜欢做“俯卧撑”的色狼。其实那完全是一个数字游戏，杨佳博客的好友总共不过是119位，女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能抓捕苏州造谣者，为什么不抓捕不利杨佳的文字游戏报道的作祟者呢？ 这个杀人犯在民间似乎更多的得到的是同情，有人称他为“杨大侠”，甚至与梁山的武松相提并论。而我对他有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他自述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其次是喜欢摄影。就冲这两点，杨佳本质上就绝不会是社会垃圾。 与杨案类似，人们对贵州瓮安的骚乱事件中的女学生李树芬第三次死因鉴定结果仍为自杀还是怀疑。更早的案例还有，湖北高莺莺的死，等等。公众对杨的同情与赞誉，其实是对政府权力滥用、社会缺乏实体正义等现状严重不满的一种心理折射。 所谓实体正义，简单地说就是符合公认的道德价值的社会正义。那么为何象杨佳袭警如此简单的杀人案，公众仍认为缺乏实体正义呢？因为要实现实体正义，中间有一环必不可少，那就是程序正义，而这，却正是我们社会运行过程中所严重欠缺的。 程序正义属于法律范畴，经常被解释为看得见的正义，“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让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 要达到目的，而又不能不择手段，追究起来，那种“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的说法正是严重违背了程序正义，是不对的。但遗憾的是，这种思路恰恰是改革以来很多我们社会提倡和践行的发展路径。受此指引，公权力机关权利的滥用、社会道德的世风日下也就不可避免，这也是造成人们对涉及政府部门的案件总是容易一边倒的置疑的深层次原因。 一般而言，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两个方面，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但为什么我们总是缺少程序正义呢？除了上述我们社会所宣传的价值观以外，可能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的实体法可能出现了问题。我们许多法律、法规都是由政府主官部门自行制定的，其间不可避免的会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公众很少能参与进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这样的法律、法规已经过时，甚至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是“恶法”。 二是我们的司法不能独立。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在涉及政府权力的诉讼下，检方、法院和政府机关实际上是一体的，一些社会公众极度关注并呼吁公审的案例，大的如陈良宇案、小的湖北崔莺莺案，最后都不了了之。实现程序正义只是一种奢谈。 借助杨佳案，我们似乎可以仔细的清理一下。 首先，上海警方作为当事人一方，其自身的言词能否具有公正，很自然的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为什么仅仅公布90秒钟的录音？为什么不全部公布警方当初与杨佳笔录的全部内容？从杨佳的博客来看，很难判断出这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年轻人。 最后，单单为了一桩随机的过录问讯，很难理解上海警方为何会两次来京与杨佳及其亲属进行沟通。随便取一天新浪的社会新闻（7月17日）可以看出公权力机关的社会形象： 小伙被城管暴打吐血 男子被误为盗贼遭民警打穿耳膜 疑犯两肋骨断裂暴死看守所 …… 还有此前不久陕西府谷县两辆警车被掀翻的新闻报道 等等。 很显然，杨佳案要最后实现实体正义，警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杨佳案如果能实现程序正义，正是一个很好的消除公众疑虑，并最终实现实体正义的最佳契机。但很可能，这个案件最后还是会不了了之。 当孟德斯鸠高谈阔论法的精神的时候，他也许并不知道法和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法和制一结合，就把体制的烙印带了出来，而且还很深刻。一般说来，法制的不健全，正应证了体制的不健全，这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聆听的是那一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谣：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谁点燃了杨佳案的导火线？ ——一些不应忽略的疑问 杨佳案的实质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究竟是杨佳因为受到了非法待遇且通过合法程序投诉无果而杀人，还是警方“执法依法有据”，对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而杨佳不依不饶，甚至胡搅蛮缠到极端心理扭曲而报复杀人？ 杨佳案的起因非常简单，只是一辆自行车，然而，由其引发的积怨却长达近9个月，最终的血案更是分外惨烈。从案发后警方的新闻发布会的结论来看，杨佳的行为纯属报复，而且是对警察“执法有据”“耐心教育”的报复。如果警方判断属实的话，杨佳不远千里、破釜沉舟式的报复则显然纯属刁民的无理胡闹，而且这种胡闹应该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凡是有常识判断力的人，禁不住产生疑问：究竟是杨佳丧失起码的理智，还是警方掩盖了不为人知的内幕？由于我们无从得知杨佳及其母亲的申辩，只好根据破碎的信息来整理疑点，而推测潜在的真相。 一、 杨佳被盘查时，其态度称得上“恶劣”吗？ 警方的新闻发布会申明，07年10月5日事发当晚民警盘查杨佳属于正常执法。根据警方已经发布的那一段盘查录音来看，可以说警察的态度没有问题。但是，杨佳的态度也不像警方所说的“恶劣”，更没有“大声辱骂民警”。看来，警察的“耐心教育”和杨佳的“恶劣”、“大声辱骂民警”一定发生在杨佳被带到警局后。 二、 案情简单却为什么使杨佳在警局长达5个小时？笔录前的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笔录后的三个小时又发生了什么？ 杨佳被带到警局的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1、 当晚9点10分左右带到警局； 2、 10点15分，杨佳接受警方的正常问询笔录； 3、 笔录期间民警向租车公司核实，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 4、 笔录11点结束； 5、 整个盘查工作于10月6日凌晨2点结束，杨佳被放行。 这里面有几个疑问。 第一、 杨佳9点10分带到警局，10点15分才接受笔录，那么这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杨佳态度“恶劣”、“大声辱骂警察”的1个小时，还是像杨佳所说的与民警发生争执，被7、8名警察推搡、殴打的1个小时？ 第二、 笔录期间，民警和租车公司核实并确认了杨佳的车子是租赁而非偷盗来的，按理说杨佳应该在笔录结束后的11点随后就可以走人，但是为什么整个盘查工作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笔录结束前案情已经明确，那在记录结束时的11点到凌晨两点的三个小时又发生了什么？此时杨佳还待在警局长达3个小时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杨佳不愿意走；不愿意走肯定是杨佳的某种要求警方没有满足。这又是什么样的要求呢？二是警方还不让他走。案情已经明确，杨佳洗脱嫌疑，警方再不让他走就说不过去了。事实究竟怎样呢？ 此时，全程公开杨佳在警局被问询的监控录像至关重要，一来以证明杨佳“态度恶劣、，阻碍民警正常执法”、“大声辱骂警察”；二来反证民警“执法依法有据”“耐心教育”。但是有消息称，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后，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从而导致他打110报警。 看来，杨佳的宣称和警方的表白已成针尖对麦芒之势，在这种必有一方撒谎的情况下，谁真谁劣公布双方认可的监控录像则一目了然。我们不知道杨佳是否有这一要求，因为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也不知道杨佳的母亲是否有这一申辩，因为她仍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至今。 但是，一个掌握在警方手里的监控录像，本是证明警方依法执法的有力证据，却不公布，这符合逻辑吗？在杨佳及其母亲的声音无从获得的情况下，警方的反常行为意味着警方有可能撒谎。如果警方撒谎，那只能表明相关民警没有“合理执法”，意味着粗暴执法、打人的巨大可能！如果这个可能成立的话，后续事态的发展似乎就很符合逻辑。 三、 杨佳为什么投诉？他要求开除民警公职的理由是什么？他又为什么要求赔偿？ 就在“民警耐心教育并放行后”，杨佳回到北京多次以多种形式向多个部门投诉。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杨佳的投诉书——他为什么投诉？ 政府指定的律师谢有明认为他“非常沉着、非常冷静，法律意识比较高”（能够得到法律专业人士这样的评价看来不太像无理取闹的市井泼赖）， CCTV也认为“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上海警方强调杨佳是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按理说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无理由投诉吧？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受到普通的盘查就兴师动众一路投诉直至公安部吧？投诉的焦点也许只有一个可能——“遭到警方殴打”。要求开除警察公职意味着杨佳认为警察做了严重超越其公职范围、或与警察公职严重相悖的事情，杨佳的投诉书应该涵盖了这点；要求赔偿意味着不公平地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损失或伤害，解答这些疑问的钥匙就是投诉书。公布投诉书既可能让公众看到杨佳有多刁蛮，也可能反证警察是否如其自身宣扬的合法而清白。 四、 督察支队为什么不顾路途遥远，两趟专程赴京劝解杨佳？ “闸北分局督察支队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看来杨佳的投诉纯属无理取闹。对于这样的刁民，督察支队却“两次赴京”，来回四趟，行程近万里，花费多多。专程赴京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法制宣传”，二是“疏导劝解”。前者的隐喻是杨佳“不懂法律知识或至少欠缺相关法律知识”，后者的隐喻是杨佳“钻牛角尖”，“想不开”，总之，怎么都是杨佳的错。抛开警察叔叔的高风亮节、仁至义尽不说，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应该。不必要是因为既然警方执法无不当之处，就没必要两次专程进行普法教育，因为中国的法盲和欠缺法律知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哪个刁民到上海胡搅蛮缠一番都要专程奔赴刁民居住地宣传教育一下，警察如何忙得过来？不应该是因为来回四趟，不可能自掏腰包吧？纳税人的钱这样花费说得过去吗？不必要且不应该，却被警方当作自身执法到位的佐证，正常人如何能理解？我一向认为与常识相悖的事情十之八九有猫腻。而这里面的猫腻的最大可能是不是警察叔叔被杨佳抓到了令其气短的把柄？因为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那警方终于同意给杨佳赔偿获又如何解释？ 五、 督察支队为什么同意给予杨佳赔偿？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杨佳提出行政赔偿3万元，最后闸北分局同意给1.5万元。另有媒体报道，第二次赴京的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无论是1500元还是15000元，警方还是同意赔偿了。赔偿什么呢？赔偿警方给杨佳造成的什么损失？还是赔偿警方给杨佳造成的什么伤害？如果事情真是民警“执法有据”“耐心教育”，而且态度诚恳到专程赴京“疏导劝解”，那犯得着给杨佳赔偿吗？警察的职业特性要求其尽力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尤其是涉及到由纳税人支付的金钱赔偿。不该赔的一分钱都多，更别提1500元或15000元了！但杨佳一闹，阴谋居然多少得逞，真真是史上第一牛人！闸北的警察真真是天下第一好人！ 这，可能吗？如果我把这个假设发生在北京的故事讲给上海的警察听，烦请上海的警察叔叔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信——吗？” 我不相信原本这样简单的案子里面有什么艰深晦涩的内幕，我坚持合理怀疑——是否存在这样的相当可能：相关民警对杨佳有过不恰当的执法行为，从而造成他遭受一定程度的伤害？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警方同意赔偿的最有可能的原因？ 六、 谢有明有资格担当杨佳的辩护律师吗？ 谢有明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闸北区公安分局是区政府下的职能部门，所以区政府也是血案的受害人。按照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不能为同一案件中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谢既担任犯罪嫌疑人杨佳的代理人，又同时担任受害人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二者的身份必然冲突。即便谢称其为杨佳提供的服务是"无偿"的，这种作法也是违法的，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实际上就谢有明已经发表的言论看来，他已经没有资格做杨佳的辩护代理人了。 他说杨佳“非常沉着、非常冷静，法律意识比较高”。这等于说杨佳的主观故意很强，等于说杨佳知法犯法，这样显然有煽动舆论情绪的可能倾向；更要命的是，他甚至公然说为杨佳辩与不辩都是死刑。法律规定律师应用一切合法的办法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谢的表态不但封死了为杨佳辩护的一个潜在理由，甚至公然替法官提前做了宣判，这样的律师以这样的立场，他还有何资格担任杨佳的辩护律师？他还有何资格被称作律师？ 七、 杨佳在哪家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报告的内容又是什么？ 有消息称，案发当天，杨佳一手还拿着医院方面的检查报告。如果属实，杨佳应该就是想用医院的报告来证明自己受到了非法伤害，从而证明以前投诉的合理性，或者证明自己最终过激行为的一定程度的内在缘由。哪家医院？怎样的检查报告？这是独立的第三方所作的更为客观的、关系杨佳受否受到非法伤害的定论，如此重要的情节为什么没有被调查？ 八、 杨佳的申辩在哪里？杨佳母亲的声音又在哪里？ 由于杨佳已被批捕，外界无从知道他的申辩，但他还有两个申诉通道。一是律师谢有明，但他又不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这条通道肯定走不通；二是他的母亲，杨佳案事发当天就被警方带走，说是协助调查，但迄今未归。（这样的协助，能称得上合法吗？）第二条通道也被封死。我们所有的媒体其信息的几乎唯一的来源就是7月1日案件的受害方——闸北分局。公众听不到施害方的声音，而受害方可以畅所欲言，告诉公众施害方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朗朗乾坤，在人类的法律意识高度觉醒的21世纪，居然还有这样的法理？ 九、 为什么杨佳最终选择了杀人？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道德规范的社会正义，程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法制独立规范的社会里，通过诉求法律正义就必然会实现社会正义，因为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维护伸张社会正义。那杨佳有没有遵循程式正义呢？ 准备参加司法考试的杨佳是一个“法律意识很强的人”，去年从闸北分局回京后，他首先秉承的是程式正义之路：“以信访件、电子邮件的形式向闸北分局督察部门、上海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等各级部门投诉，期间还多次与警方进行电话沟通。确定无疑的是，杨佳行使的是任何一个公民都拥有的合法权利。 但问题是，从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凶，杨佳从一个守法公民到犯罪嫌疑人，这中间虽经警方两次赴京调解，但其诸多的投诉渠道对应的结果仍然是事情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且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的矛盾由此激化。如果事实如此，杨佳也就彻底丧失了通过合法程序（程式正义）伸张自己诉求的最后希望。 现在该提出的问题是——杨佳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杀人？ 这个问题远比“杨佳为什么杀人”重要得多。 在长达近9个月的时间里，杨佳实际上先礼后兵——先合法（投诉），再违法（杀人）。为什么警方在杨佳投诉之后到他违法杀人之间的较长时间里，既没有缓和矛盾、也没有解决矛盾、而是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了坏得不能再坏的程度?究竟是杨佳在警方的专程疏导后无法无理、得寸进尺到了令警方无法接受的程度，还是另外的可能——警方给予杨佳的赔偿远远不足以弥补他所受到的非法伤害？解答这样的疑问只有两点：一是让杨佳公开他所得到的警方对他投诉的回应；二是警方应该举证他们对于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这一疑问的解答直接关系到杨佳案的实质——究竟是杨佳因为受到了非法待遇且通过合法程序投诉无果而杀人，还是警方“执法依法有据”，对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而他不依不饶，甚至胡搅蛮缠到极端心理扭曲而报复杀人？前者的可能意味着杨佳在其他的选择被堵死的情况下无奈杀人（因为不愿意自认倒霉，放弃诉求），后者的可能意味着杨佳无论如何，就是要杀人。尽管结果一样（都是杀人），但案情的性质却有天壤之别！法律的裁判怎么可能会忽略这至关重要的差别？！ 雨果说：“当一个人的心里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谁制造了黑暗？还是杨佳内心本身黑暗？又是谁点燃了杨佳血案的导火线？ 十、 公众期待公审杨佳 以上疑问重重，甚至我怀疑杨佳血案的受害方家庭是否能接受警方关于案件起因及其发展过程的解释。公审杨佳成为解答疑问，威慑刁民，以让受害者家人彻底释怀的最佳方式。 1、 免除谢有明的代理律师资格，闸北政府也无需为其指定律师，由杨佳或其家人自由选择律师； 2、 让杨佳自由发声，以最充分暴露史上第一牛人的胡搅蛮缠之嘴脸，激发亿万公众对刁民的同仇敌忾之情绪，以更珍惜人民警察以鲜血换来的和平和谐之生活； 3、 结束杨佳母亲的协助调查期，让其自由申辩，让公众自己去解读杨佳之所以成长为刁民的家庭环境并引以为戒； 4、 公开杨佳当晚被盘查的录音和在警局的监控录像，并由杨佳认可其内容的完整性； 5、 完整公开杨佳用于投诉的信访件和电子邮件； 6、 调查杨佳的医院检查报告（如果有的话）； 7、 杨佳应公开其收到的警方给予的投诉回应（如果有的话）； 8、 警方应为其“合理执法”举证； 9、 警方应为其对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而举证； 10、 异地公开审理。 上海知名律师斯伟江曾发出疑问，涉嫌偷盗自行车的审查一事怎会使犯罪嫌疑人心中的积怨如此深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我深信基本了解过杨佳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公审杨佳会给公众完整的解答。如果真是警方执法有据，依法回应投诉，则可以断定杨佳丧心病狂，那我们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反省杨佳特定心里形成环境；如果杨佳遭受非法伤害，投诉无果而被逼至如此绝境，那我们没有理由保持沉默。因为在再微不足道的正义受到侵害时，没有人是局外人。太多的史实告诉我们，明哲保身的人往往无法最终保全，因为他们的偏安一隅削弱了正义的力量。 和谐社会的前提首先是正义社会，在建设和谐正义的社会进程之中，任何公民都应承付其天然的使命，要么拥护依法执法的警方，向心怀不轨的刁民杨佳说不；要么支持被冤的杨佳，向滥用人民信托权力且危及政府形象的警察中的一小撮败类依法发出正义的怒吼！ " 写得好。您可以做杨佳的辩护律师了，否则真是浪费。 [回复]

谁点燃了杨佳案的导火线？ ——一些不应忽略的疑问 杨佳案的实质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究竟是杨佳因为受到了非法待遇且通过合法程序投诉无果而杀人，还是警方“执法依法有据”，对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而杨佳不依不饶，甚至胡搅蛮缠到极端心理扭曲而报复杀人？ 杨佳案的起因非常简单，只是一辆自行车，然而，由其引发的积怨却长达近9个月，最终的血案更是分外惨烈。从案发后警方的新闻发布会的结论来看，杨佳的行为纯属报复，而且是对警察“执法有据”“耐心教育”的报复。如果警方判断属实的话，杨佳不远千里、破釜沉舟式的报复则显然纯属刁民的无理胡闹，而且这种胡闹应该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凡是有常识判断力的人，禁不住产生疑问：究竟是杨佳丧失起码的理智，还是警方掩盖了不为人知的内幕？由于我们无从得知杨佳及其母亲的申辩，只好根据破碎的信息来整理疑点，而推测潜在的真相。 一、 杨佳被盘查时，其态度称得上“恶劣”吗？ 警方的新闻发布会申明，07年10月5日事发当晚民警盘查杨佳属于正常执法。根据警方已经发布的那一段盘查录音来看，可以说警察的态度没有问题。但是，杨佳的态度也不像警方所说的“恶劣”，更没有“大声辱骂民警”。看来，警察的“耐心教育”和杨佳的“恶劣”、“大声辱骂民警”一定发生在杨佳被带到警局后。 二、 案情简单却为什么使杨佳在警局长达5个小时？笔录前的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笔录后的三个小时又发生了什么？ 杨佳被带到警局的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1、 当晚9点10分左右带到警局； 2、 10点15分，杨佳接受警方的正常问询笔录； 3、 笔录期间民警向租车公司核实，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 4、 笔录11点结束； 5、 整个盘查工作于10月6日凌晨2点结束，杨佳被放行。 这里面有几个疑问。 第一、 杨佳9点10分带到警局，10点15分才接受笔录，那么这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杨佳态度“恶劣”、“大声辱骂警察”的1个小时，还是像杨佳所说的与民警发生争执，被7、8名警察推搡、殴打的1个小时？ 第二、 笔录期间，民警和租车公司核实并确认了杨佳的车子是租赁而非偷盗来的，按理说杨佳应该在笔录结束后的11点随后就可以走人，但是为什么整个盘查工作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笔录结束前案情已经明确，那在记录结束时的11点到凌晨两点的三个小时又发生了什么？此时杨佳还待在警局长达3个小时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杨佳不愿意走；不愿意走肯定是杨佳的某种要求警方没有满足。这又是什么样的要求呢？二是警方还不让他走。案情已经明确，杨佳洗脱嫌疑，警方再不让他走就说不过去了。事实究竟怎样呢？ 此时，全程公开杨佳在警局被问询的监控录像至关重要，一来以证明杨佳“态度恶劣、，阻碍民警正常执法”、“大声辱骂警察”；二来反证民警“执法依法有据”“耐心教育”。但是有消息称，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后，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从而导致他打110报警。 看来，杨佳的宣称和警方的表白已成针尖对麦芒之势，在这种必有一方撒谎的情况下，谁真谁劣公布双方认可的监控录像则一目了然。我们不知道杨佳是否有这一要求，因为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也不知道杨佳的母亲是否有这一申辩，因为她仍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至今。 但是，一个掌握在警方手里的监控录像，本是证明警方依法执法的有力证据，却不公布，这符合逻辑吗？在杨佳及其母亲的声音无从获得的情况下，警方的反常行为意味着警方有可能撒谎。如果警方撒谎，那只能表明相关民警没有“合理执法”，意味着粗暴执法、打人的巨大可能！如果这个可能成立的话，后续事态的发展似乎就很符合逻辑。 三、 杨佳为什么投诉？他要求开除民警公职的理由是什么？他又为什么要求赔偿？ 就在“民警耐心教育并放行后”，杨佳回到北京多次以多种形式向多个部门投诉。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杨佳的投诉书——他为什么投诉？ 政府指定的律师谢有明认为他“非常沉着、非常冷静，法律意识比较高”（能够得到法律专业人士这样的评价看来不太像无理取闹的市井泼赖）， CCTV也认为“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上海警方强调杨佳是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按理说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无理由投诉吧？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受到普通的盘查就兴师动众一路投诉直至公安部吧？投诉的焦点也许只有一个可能——“遭到警方殴打”。要求开除警察公职意味着杨佳认为警察做了严重超越其公职范围、或与警察公职严重相悖的事情，杨佳的投诉书应该涵盖了这点；要求赔偿意味着不公平地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损失或伤害，解答这些疑问的钥匙就是投诉书。公布投诉书既可能让公众看到杨佳有多刁蛮，也可能反证警察是否如其自身宣扬的合法而清白。 四、 督察支队为什么不顾路途遥远，两趟专程赴京劝解杨佳？ “闸北分局督察支队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看来杨佳的投诉纯属无理取闹。对于这样的刁民，督察支队却“两次赴京”，来回四趟，行程近万里，花费多多。专程赴京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法制宣传”，二是“疏导劝解”。前者的隐喻是杨佳“不懂法律知识或至少欠缺相关法律知识”，后者的隐喻是杨佳“钻牛角尖”，“想不开”，总之，怎么都是杨佳的错。抛开警察叔叔的高风亮节、仁至义尽不说，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应该。不必要是因为既然警方执法无不当之处，就没必要两次专程进行普法教育，因为中国的法盲和欠缺法律知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哪个刁民到上海胡搅蛮缠一番都要专程奔赴刁民居住地宣传教育一下，警察如何忙得过来？不应该是因为来回四趟，不可能自掏腰包吧？纳税人的钱这样花费说得过去吗？不必要且不应该，却被警方当作自身执法到位的佐证，正常人如何能理解？我一向认为与常识相悖的事情十之八九有猫腻。而这里面的猫腻的最大可能是不是警察叔叔被杨佳抓到了令其气短的把柄？因为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那警方终于同意给杨佳赔偿获又如何解释？ 五、 督察支队为什么同意给予杨佳赔偿？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杨佳提出行政赔偿3万元，最后闸北分局同意给1.5万元。另有媒体报道，第二次赴京的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无论是1500元还是15000元，警方还是同意赔偿了。赔偿什么呢？赔偿警方给杨佳造成的什么损失？还是赔偿警方给杨佳造成的什么伤害？如果事情真是民警“执法有据”“耐心教育”，而且态度诚恳到专程赴京“疏导劝解”，那犯得着给杨佳赔偿吗？警察的职业特性要求其尽力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尤其是涉及到由纳税人支付的金钱赔偿。不该赔的一分钱都多，更别提1500元或15000元了！但杨佳一闹，阴谋居然多少得逞，真真是史上第一牛人！闸北的警察真真是天下第一好人！ 这，可能吗？如果我把这个假设发生在北京的故事讲给上海的警察听，烦请上海的警察叔叔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信——吗？” 我不相信原本这样简单的案子里面有什么艰深晦涩的内幕，我坚持合理怀疑——是否存在这样的相当可能：相关民警对杨佳有过不恰当的执法行为，从而造成他遭受一定程度的伤害？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警方同意赔偿的最有可能的原因？ 六、 谢有明有资格担当杨佳的辩护律师吗？ 谢有明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闸北区公安分局是区政府下的职能部门，所以区政府也是血案的受害人。按照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不能为同一案件中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谢既担任犯罪嫌疑人杨佳的代理人，又同时担任受害人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二者的身份必然冲突。即便谢称其为杨佳提供的服务是"无偿"的，这种作法也是违法的，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实际上就谢有明已经发表的言论看来，他已经没有资格做杨佳的辩护代理人了。 他说杨佳“非常沉着、非常冷静，法律意识比较高”。这等于说杨佳的主观故意很强，等于说杨佳知法犯法，这样显然有煽动舆论情绪的可能倾向；更要命的是，他甚至公然说为杨佳辩与不辩都是死刑。法律规定律师应用一切合法的办法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谢的表态不但封死了为杨佳辩护的一个潜在理由，甚至公然替法官提前做了宣判，这样的律师以这样的立场，他还有何资格担任杨佳的辩护律师？他还有何资格被称作律师？ 七、 杨佳在哪家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报告的内容又是什么？ 有消息称，案发当天，杨佳一手还拿着医院方面的检查报告。如果属实，杨佳应该就是想用医院的报告来证明自己受到了非法伤害，从而证明以前投诉的合理性，或者证明自己最终过激行为的一定程度的内在缘由。哪家医院？怎样的检查报告？这是独立的第三方所作的更为客观的、关系杨佳受否受到非法伤害的定论，如此重要的情节为什么没有被调查？ 八、 杨佳的申辩在哪里？杨佳母亲的声音又在哪里？ 由于杨佳已被批捕，外界无从知道他的申辩，但他还有两个申诉通道。一是律师谢有明，但他又不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这条通道肯定走不通；二是他的母亲，杨佳案事发当天就被警方带走，说是协助调查，但迄今未归。（这样的协助，能称得上合法吗？）第二条通道也被封死。我们所有的媒体其信息的几乎唯一的来源就是7月1日案件的受害方——闸北分局。公众听不到施害方的声音，而受害方可以畅所欲言，告诉公众施害方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朗朗乾坤，在人类的法律意识高度觉醒的21世纪，居然还有这样的法理？ 九、 为什么杨佳最终选择了杀人？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道德规范的社会正义，程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法制独立规范的社会里，通过诉求法律正义就必然会实现社会正义，因为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维护伸张社会正义。那杨佳有没有遵循程式正义呢？ 准备参加司法考试的杨佳是一个“法律意识很强的人”，去年从闸北分局回京后，他首先秉承的是程式正义之路：“以信访件、电子邮件的形式向闸北分局督察部门、上海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等各级部门投诉，期间还多次与警方进行电话沟通。确定无疑的是，杨佳行使的是任何一个公民都拥有的合法权利。 但问题是，从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凶，杨佳从一个守法公民到犯罪嫌疑人，这中间虽经警方两次赴京调解，但其诸多的投诉渠道对应的结果仍然是事情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且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的矛盾由此激化。如果事实如此，杨佳也就彻底丧失了通过合法程序（程式正义）伸张自己诉求的最后希望。 现在该提出的问题是——杨佳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杀人？ 这个问题远比“杨佳为什么杀人”重要得多。 在长达近9个月的时间里，杨佳实际上先礼后兵——先合法（投诉），再违法（杀人）。为什么警方在杨佳投诉之后到他违法杀人之间的较长时间里，既没有缓和矛盾、也没有解决矛盾、而是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了坏得不能再坏的程度?究竟是杨佳在警方的专程疏导后无法无理、得寸进尺到了令警方无法接受的程度，还是另外的可能——警方给予杨佳的赔偿远远不足以弥补他所受到的非法伤害？解答这样的疑问只有两点：一是让杨佳公开他所得到的警方对他投诉的回应；二是警方应该举证他们对于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这一疑问的解答直接关系到杨佳案的实质——究竟是杨佳因为受到了非法待遇且通过合法程序投诉无果而杀人，还是警方“执法依法有据”，对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而他不依不饶，甚至胡搅蛮缠到极端心理扭曲而报复杀人？前者的可能意味着杨佳在其他的选择被堵死的情况下无奈杀人（因为不愿意自认倒霉，放弃诉求），后者的可能意味着杨佳无论如何，就是要杀人。尽管结果一样（都是杀人），但案情的性质却有天壤之别！法律的裁判怎么可能会忽略这至关重要的差别？！ 雨果说：“当一个人的心里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谁制造了黑暗？还是杨佳内心本身黑暗？又是谁点燃了杨佳血案的导火线？ 十、 公众期待公审杨佳 以上疑问重重，甚至我怀疑杨佳血案的受害方家庭是否能接受警方关于案件起因及其发展过程的解释。公审杨佳成为解答疑问，威慑刁民，以让受害者家人彻底释怀的最佳方式。 1、 免除谢有明的代理律师资格，闸北政府也无需为其指定律师，由杨佳或其家人自由选择律师； 2、 让杨佳自由发声，以最充分暴露史上第一牛人的胡搅蛮缠之嘴脸，激发亿万公众对刁民的同仇敌忾之情绪，以更珍惜人民警察以鲜血换来的和平和谐之生活； 3、 结束杨佳母亲的协助调查期，让其自由申辩，让公众自己去解读杨佳之所以成长为刁民的家庭环境并引以为戒； 4、 公开杨佳当晚被盘查的录音和在警局的监控录像，并由杨佳认可其内容的完整性； 5、 完整公开杨佳用于投诉的信访件和电子邮件； 6、 调查杨佳的医院检查报告（如果有的话）； 7、 杨佳应公开其收到的警方给予的投诉回应（如果有的话）； 8、 警方应为其“合理执法”举证； 9、 警方应为其对杨佳的投诉依法回应而举证； 10、 异地公开审理。 上海知名律师斯伟江曾发出疑问，涉嫌偷盗自行车的审查一事怎会使犯罪嫌疑人心中的积怨如此深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我深信基本了解过杨佳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公审杨佳会给公众完整的解答。如果真是警方执法有据，依法回应投诉，则可以断定杨佳丧心病狂，那我们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反省杨佳特定心里形成环境；如果杨佳遭受非法伤害，投诉无果而被逼至如此绝境，那我们没有理由保持沉默。因为在再微不足道的正义受到侵害时，没有人是局外人。太多的史实告诉我们，明哲保身的人往往无法最终保全，因为他们的偏安一隅削弱了正义的力量。 和谐社会的前提首先是正义社会，在建设和谐正义的社会进程之中，任何公民都应承付其天然的使命，要么拥护依法执法的警方，向心怀不轨的刁民杨佳说不；要么支持被冤的杨佳，向滥用人民信托权力且危及政府形象的警察中的一小撮败类依法发出正义的怒吼！ " 写得好。您可以做杨佳的辩护律师了，否则真是浪费。 [回复]

楼主第一要保全证据,比如:被打的法医鉴定
第二，你打１１０后应该请当地派出所出处理，并记录在案，同要要报案单，这是你的权利．
第三，可以向当地政法委，人大常委会信访部门反应此事，如果这些部门不给予回答，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进行反映！
第三，对于社会上的人员如果骚扰你，你可以在门前安装一个小小的监视器，加上硬盘录相．这是你以后的证据！
第四，对于你们刚刚进入社会希望遇见问题后要慎重考虑后在给人家回答．

警察不管，自己管！找点药品炸死他几个，然后自尽，到阎王那里公平些。 其次是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天下自有留人处

对于杨佳事我考虑有2种处理可能 1。简单处理，杨佳确实心理扭曲，罪大恶极，枪毙了事。受害人追为烈士。对不当言论压压盖盖。警察内部，1是加强自保，2是注意文明执法。安定团结，和谐为重，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 缺点是怕有后遗症。 2。公审。好处是平息言论。建立高一些程度的和谐。杨佳也难逃一死。（真放了他，他是否想活我都怀疑，或者又干点别的出格的事。） 其实我考虑根本原因是考虑社会的就业问题，假如杨佳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事在第一时间就忍了。现在有许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的痛苦，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不安定的最大潜在原因。国家如果有钱拿出 来组织社会闲散人，尤其是城市的社会闲散人员就业。主要是让他们加入社会的组织管理体系。这样会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如果组织起来生产制造不容易，是否可以去治沙去，治河去 造林去等等。生产国家的援外物资，因为没有商业竞争可能好存活一些。

我们中国的过去，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如今反而不行了，成为世界上最没有口碑的国家。多年的思考，多年的探索，多年的体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古代，科技虽然落后，经济也不算强大，可是从帝王到百姓，人人都知道重视老祖宗的道德文化传承，这是中华民族的魂魄之所在！如今这些东西丢了，所以不行了。